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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军人出身，关于他生气爱骂人和打人有许多传说，也有一些辩说。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身边人的说法应该最准确。《蒋介石在台湾》第四部，根据他身边人的说法对他的这个特点进行了核实。
摘自《蒋介石在台湾》第四部，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陈冠任著
5月24日暴乱当天，蒋介石不在台北，还在日月潭。25月凌晨，蒋经国乘专机到台中，亲自接蒋介石返回台北。
蒋介石“总统府”的少校侍从官应舜仁记述了蒋介石对于此事的反应和当时情况的：
五二四事件发生时，我们都在日月潭，当武官向先生报告，台北发生五二四暴动事件，我们听了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可以回台北了。我们随侍蒋公到外地，不能调班，那时蒋公到日月潭已半个多月，大家心里很烦，怎么搞的待这么久。事件发生第二天一早，蒋公马上回台北。
蒋公回到台北后，那天下午四点多我当班，我跟着先生从楼上见卫戍司令部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参谋总长彭孟缉，还有台北市市长黄启瑞、警察局局长刘国宪。先生发脾气问刘炜：“你宪兵为什么出来这么慢？”刘炜说：“我接到命令，马上就派兵出来了！”彭孟缉也说：“一发生状况，我就立刻通知宪兵司令部了。”
他们两人为了谁早、谁晚互相争执当中，先生发了很大的脾气，我在他旁边也吓了一跳，哪有脾气这么大的，拿stick要打人，人家可是将领啊!这时候我看到刘炜眼泪流下来了，他是广东人，广东人脾气很刚直的，他认为一接到命令，立刻派出宪兵，没有耽误时间，意思是彭总长的命令下得晚了一点，所以才发生这种事。
先生说：处理暴动有三个原则，首先要防范未举，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要化解掉，这是上策；其次是止于未发，这是中策；下策是已经发生暴动，就要隔离，这已经是慢了。我看到先生又开口骂了：“真是丢国家的脸！”“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应该派宪兵把群众疏散掉，结果你们慢了，让这个事情闹出来。”可见先生对国家的印象很重视，对责备部属也很严厉，有过就要处分。结果第二天命令就下来了，卫戍司令、宪兵司令、警察局长都换人了。先生对这件事情就是当机立断，有错就有错，这种对美国的事情，他说：“到台湾来，从来没有发生过。”①①《蒋中正总统侍从人员访问记录》上篇，第454—455页。
蒋介石的贴身侍卫翁元也记录了当时蒋介石骂人的愤怒之状：
蒋介石得知后，真是怒不可遏，立刻召来台北当时的卫戍司令黄珍吾，把他叫到官邸召见垂询。
等黄某胆战心惊地匆匆赶到，蒋先生拿起他的拐杖，狠狠地往茶几上敲了好几下，责骂黄司令，你这个卫戍司令是怎么干的？会发生这等大事，为什么不懂得平抑民众情绪，让老百姓聚集、闹事，而且更得罪了美国人，这事情怎么善了？
黄珍吾是蒋介石黄埔的学生，他很清楚校长的个性，所以一个劲地拼命说，是！是！全部是我的错！
后来，他果然没事，反而那时的警务处长和宪兵司令，全部被撤换，而黄司令则照样做他的太平官。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以后，最怕台湾变得孤立无援，所以一有外国元首来台湾访问，即使把上上下下搞得天翻地覆，也务必要让外宾心旷神。（①①翁元著：《我随蒋氏父子四十年》，华文出版社年版，第
页。）
蒋介石怒不可遏，差点拿“stick”（棍子）打人；其他人呢？当天亲美派也是乱成了一团糟糕。俞鸿钧、叶公超等人作出了剧烈的反应。俞鸿钧以“行政院长”名义对外发表声明，对事件“深感遗憾”，并保证要“惩办不法分子”，并且还首次提出“行政院”总辞职。周宏涛的记述为：
……立法院继续为大法官终身职的问题讨论司法院组织法，但会中也谈了前一天的暴动。晚上六点半，中央委员会宴请全体监委。副总统陈诚、行政院长俞鸿钧也都到了。俞鸿钧当面告诉我，行政院为了这次暴动，已经决定总辞，辞呈也已递呈总统，但对外尚未发布，请我保守秘密。
蒋公傍晚抵达台北，立刻在晚上八点召开高层会议，陈诚、俞鸿钧、张其昀都从宴会中离开。从这三位首长被召，可以见得蒋公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想厘清究竟出了什么事。陈诚是副总统，蒋公不在台北时，他的地位最高；俞鸿钧是行政院长，又提了总辞，与此事当然有直接关系；而张其昀身为教育部长也被召去，原因就是因为暴动中有不少青年学生。①①（《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第
页。）
蒋介石召开的高层紧急会议是在士林官邸里，陈诚、张群、叶公超、俞鸿钧、于右任、张道藩、张其昀等人紧急参加。
在会上，蒋经国提出台北民众的怒吼是正义的，不应追究，为了国民党政府的威信，不能对美作太大让步。他还要求取消驻台美军的“治外法权”，至少应要求美方重审杀人凶手雷诺。但是，他这一强硬立场，马上遭到俞鸿钧、叶公超的反对。他们提出种种不能得罪美国的理由。
可是，他们的理由又遭到亲日张群的反对。
最后，“现实主义”的陈诚发言说：“多数与会者反对不能开罪美国，我看还是让步。”
他的话对蒋介石影响很大。
早在3月4日，在国民党七届八中全会上，蒋介石谈到复国条件时说：“至于建国的基础，则非建筑于一个国家的民心士气和精神道义之上不可。因此吾人要想建立一合乎三民主义理想的新中国，那么无论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建设，均应具备下列三个基本要素：一、注重道德，二、尊重法律，三、讲求科学有效。”其中，在三方面进行分析时还特别指出：“今天我们一般国民道德的最大缺点，在于自私！就是公德观念和爱国精神的薄弱。”①①〔《反攻复国的基本条件和当前准备工作的重点》，第39页〕孰不料才过去两个月零二十日，台北军民的爱国热情就高涨起来了。结果，爆发反美的五二四事件却让亲美派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但是，面对蒋经国和俞鸿钧等人的不同态度，蒋介石在会议结束时却没有作出具体的决定。
而此时俞鸿钧、叶公超等人已对美国人作出了让步道歉的举措。
（转载时不得遗漏书名、出版社和作者，否则不得使用）
2014-04-07 23:5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