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线人数: | |
| 总访问量: | |
| 总文章量: |
|
|
从开始的“被空乘和急救人员推诿”，患者半蹲半爬下旋梯，爬到了救护车的担架上。这仅仅是故事的上半部。故事的下半部是，急病患者在机场医院做了检查后，再次被舍近求远地送往远在清河的急救中心，却依然不能确诊，直到病人昏迷前通过向自己熟识的医生求救，才转院做了手术，九死一生，期间花了8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急救体系，难道不存在严重的问题吗。上周的“午观察”，评论员陈冰先生把飞机不开舱门说成寒心，把抬不抬病人的争执说成伤心，而把花了8小时时间才给患者做手术叫做“恶心”，现在随着时间的细节越来越多地暴露，怎么解读这故事的下半部？
北京红十字会的急救“999” 差点要了当事人的命 急病患者张先生爬上担架后，花了整整8小时才做手术，按常识来说是不符合急救情况的，所以我上周节目中说是“恶心”，我还以为是北京拥堵，没人给救护车让道等原因耽搁的。现在真相出来了，其恶劣程度超过我的想象，我想，也超出了很多人的底线，用“太超过”来形容并不为过。你看，救护车把张先生送往机场医院急诊室后，拿了几百元费用后立马走人，期间就是不往市区医院送。到机场医院做检查，肯定少不了收费，收费后又说处理不了，建议去更大医院。这时候999急救车加入，似乎是为了收取更多运送费用，一定要拉到距离更远的清河999急救中心，中途路过几家可以手术的三甲医院也不停，这为999急救中心赚下一笔钱做好铺垫。果然，999急救中心重复做一次检查，机场医院的检查结果作废了。
这也便罢，快救人啊，可999急救中心的主任说病人是吸毒者。病人的同事担保后还是不让转院，当病人奄奄一息就要昏迷时，给自己认识的医生打救命电话，999才放行。这时候的999，你觉得就像绑架者，有一副不满足要求就要撕票的黑老大架势。所以张先生怀疑其中有利益输送，我不觉得奇怪。张先生所描述的实情实景，我们并不陌生。他说“闭着眼睛让人从自己钱包里随便掏钱，连核实的力气也没有，只剩求命一念。”我仿佛看到，一双双贪婪的眼睛，把急病患者的痛苦当做赚钱筹码，要从你身上榨取最后一分钱。
当事人用生命体验 测出北京急救体系的“漏洞”
一场雨，可以检测出一座城市的良心——地下管道是否通畅。一次急救，也可检测出一座城市的生命意识——看生命通道是否通畅。张先生以记者的责任感和敏感度，用自己的生命体验来检测北京的急救体系，我真是很佩服。如果没有他勇敢站出来讲述这一切，不知有多少恶行会被淹没，不知会有多少人交了钱还救不了命。
是的，真正该急救的是制度缺失，是急救体系的漏洞百出，是急救各环节之间的链条断裂。机舱不开门，抬不抬病人的争执，120与999之间的不兼容，反映出的全是急救的制度和体系问题。这两天我就纳闷，放眼世界了30多年的中国，能把不少东西吸收过来，为什么就没把国外已经应用成熟、经过实践检验的急救体系学习借鉴过来？为什么有的部门和人员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还在钱钱钱的？
他山之石：急救制度和体系完备 都有现成例子
让我来讲几个新闻故事。从中我们来看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急救体系是怎样的。先说《北京晚报》的一条消息，说的是一位名叫何小姐的亲历，她老公晕倒后，拨通999急救电话，大约10分钟就有三位救护员推着担架车来到家里。做了基本诊断后，病患被抬上担架床，送往医院，途中急救人员把病情输入电脑，到达医院后再做详细检查，然后住院观察。住了两天医院连急症挂号，一共花费仅200港币。香港的急救服务，是免费的，并且要求12分钟内到达现场。据统计，2014年香港有74.7万次救护服务，运载67.1万伤病者入院，有94.4%的紧急救护能在12分钟内到达现场，并且将伤员载到就近的医院。
另一个新闻是英国的，说一位两岁的刚会说话的男孩，看到母亲突然昏迷，拿起急救电话999，说了句“妈妈倒在地上”。几分钟后，警察破门而入，母亲被送往医院，救了一命。英国的急救体系是世界上最大的免费救助体系，消防、警方、医院连成一体，属于公立医院服务，接到求救电话后8分钟到现场，急救员必须是经过3年大学医学正规培训，还有飞行救护队，直升飞机把急病病人送往最好医院救治，而不是就近医院。
第三个故事是德国的，是同济大学附属医院在“海外当医生”的亲历。他说他与同事刚做完一台手术，接到40公里外的急救电话，要求做好心肌梗塞手术准备。不一会儿，直升飞机把患者送来，不需要缴费，也不需要家属签字，先上手术台急救。从接到电话到手术完毕，不到半小时，人命当然保住了。德国有严密的急救制度，是免费的，接到急救电话后7到10分钟到达事发现场，距离医院超过15公里的，要用直升机护送，一个州，就有5架专用直升机，每个医院都有停机坪。
我不用再举例子了，急救制度和体系完备的国家与地区，有三个共同特征：一是急救免费，二是警方、消防、医院、交通等各环节通畅，不存在利益关系，也就能最高效地救人生命；三是急救人员的专业技术高，能快速做出判断，该送往什么地方救命。我想如果我们也能借鉴甚至照搬这些做法，张先生和其他需要急救的人，就不会遇到那么多的身体和精神折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应该担负得起救命的费用的。
希望此次极端事例 能触动或改善现有急救体系
当然，我上面列举的几个境外的例子，绝不是说中国的急救体系一无是处，相反，感人的故事也不少。就在张先生的遭遇成为舆论热点后，深圳的李先生看到我们的节目后，千方百计找到我，说深圳的急救就不错。多年前他坐火车，突然生病，生命岌岌可危。到达深圳站后，车站已经把出租车叫到站台上，把他快速送到医院，捡回了一条命。后来他找报社希望表扬车站及出租车司机，报社说“这样的好人好事深圳多了去”。
还有报道说，有位德国老人乘东方航空的飞机去重庆途中，突然发病，有生命危险。机长马上用英文广播，看机上有无医生，结果两位医生站出来急救。飞机降落后，两位中国医生护送老人到医院进一步救治。
所以说，我们也许不应该从一个极端的案例把国内急救说得那么无效，也许这只是一次事故。让人产生一点点希望的是，谁来抬我下飞机及更恶劣的后续故事发生后，南方航空、首都机场、国家卫计委、北京999急救中心都有所回应，有所反思。最值得赞许的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在审议《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修改稿时，提出将立法对急救车服务对象进行限定，救护车因收费问题延误救治的，最高可罚五万元。这些都是从急救制度和体系上做文章，很好。问题倒逼改革，现在急救制度出现问题和漏洞，那就需要快改、强改。十三五规划中强调，要保障基本民生，增加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供给。急救体系就属于基本的公共服务，但愿能够加速构建和整合。
THE END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分享到朋友圈。
请长按上方图片识别二维码
或者搜索newsreading
本公众号由合胜在线提供技术支持。
2015-11-30 20:5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