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马克斯·韦伯面对慕尼黑大学的一群年轻学生们发表演讲，他振聋发聩的指出，在“祛魅”了的现代社会里，“一个文明人，置身于被知识、思想和问题不断丰富的文明之中，只会感到‘活得累’，却不可能‘有享尽天年之感’。对于精神生活无休止生产出的一切，他只能捕捉到最细微的一点，而且都是些临时货色，并非终极产品。所以在他看来，死亡便成了没有意义的现象。”

看完《老炮儿》，我脑海中就浮现出了这段话。当时我脸上的泪水还没干，我觉得我实在太装逼了，看个电影还马克斯·韦伯，累不累啊？于是我掏出手机搜了一下，马克斯·韦伯接下来还说，正因为如此，“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我们最伟大的艺术卿卿我我之气有余而巍峨壮美不足”。

齐活儿了，《老炮儿》就是这么回事——作为一个兰芳人，我从这部电影中开始学着运用“儿”化音——尽管我一开始还认为，《老炮儿》指的是那个年轻人：老炮的儿。

导演怎么想，我不知道，也不关心，我只想说我从电影里看到的。当然一个丰富的文本，我们总是能从中解读出各种各样的意涵，譬如《老炮儿》，代际、阶级、地域，批判现实，妥协权力，各种冲突杂糅纠结，不一而足；回溯下电影史，我们也能将其视作是老去的《顽主》，《头发乱了》里青葱逝去的摇滚老炮儿，以及时过境迁历经多次删改后终于公映的《我是你爸爸》（甚至电视剧《冬至》里也能找到熟悉的身影）。

《头发乱了》里引用了毛泽东那句名言：“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现在，六爷老了，他的儿子和他儿子的仇家虽然年轻，但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或者也像，北京这么重的雾霾，早起八九点钟看太阳，正有看晓波和小飞的即视感。

再回到韦伯，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来说，六爷的死显然“没有意义”，法治社会，还跟人茬架，有病也不治，这不自找么？六爷秉承着一种奇怪的价值观，一种在现代社会中格格不入的行事方式——既不公知，也不五毛，在二环里的胡同串子间，自得其乐自成一体自行其是。从根子上说，六爷拒斥的，乃是整个现代社会（现代性），不管左右，无论贫富（当然草根视角的“政治正确”贯穿全片）。

而六爷和他的老炮儿哥们间所秘传的，似乎正是韦伯所言之“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这些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只能在老炮儿的人间交往中留存，“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老炮儿的死，是对“祛魅”的彻底反动，是给死赋予了终极的意义。于是，“卿卿我我之气有余而巍峨壮美不足”的现代艺术，终于在《老炮儿》里巍峨壮美了一次。

我就是从六爷上冰开始哭的，一直哭到丁武出来问路。起范儿的是那只鸵鸟，趾高气昂，迎风奔跑——没霾的时候，北京真好。

北京土著应该对《老炮儿》有特殊的感情，《老炮儿》就像《繁花》，是一次全球化时代地域文化的突围；同时又像《百花深处》，我总忘不了《百花深处》里的冯远征，我一直觉得只有他会成为六爷的知己（他是一个爱着直男的二刈子）。

我个人觉得——必须强调，是我觉得，不是电影主创的意思——“祛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男性气质的缺失，既整个大众文化走向娘娘腔的女性化，韦伯说“卿卿我我之气有余而巍峨壮美不足”，老炮儿骂老炮的儿：“我顶看不上你那怂颠颠的二刈子样”，都一个意思。

所以直男很珍惜，雄性生物本能践踏法治，政治不正确，被丫们称作“直男癌”，但老炮儿不是癌死的，是心脏病发作。直男们有时候就是憋屈，想打架，片尾，一堆大叔们从看守所里齐刷刷的走出来，那酸爽，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只能蚂蚁缘槐。

刘慈欣在作品里表露过并在采访时公开说：“对男性那种很阳刚的审美和它过去的那种时代需要有关系，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它不需要这种气质的，它需要其他的东西。很男人气、很阳刚、很强壮的那种男性形象，在现在的大都市写字楼里没有什么用处，所以说相应地作为一种美学特征慢慢它就衰退了。”

我觉得大刘是不满的，直男有时候真的很憋屈。最痛苦的是，你生的儿子还是个“二刈子样”，年轻人不行，最后，还是要靠老炮儿出来平事儿。

现代社会一往无前，历史不可能开倒车，我以为，直男气质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政治不正确”，不尊重女性，就像霞姨对六爷，几乎是无怨无悔——尽管老炮儿六爷连一炮都打不完。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老炮儿》这样的电影里看到这种失落的雄风。

直男依旧在，几度夕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