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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把大清当作近代化的反面教材
Tuesday, June 9, 2015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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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日本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横山宏章

    
青史并非总如烟,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转眼间已经过去121年。关于这场战争,中国学者、专家从未停止过研究、检证。而作为首次发起对外侵略的,甲午“战胜国”的日本,又是以何种心态来看待这场战争和当时的中国呢。日前,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亚洲文化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北九州市立大学大学院社会结构研究科长、日本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横山宏章,在位于东京的《日本新华侨报》社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马关战争”令日本武士阶层幡然觉醒

    
《日本新华侨报》:
我了解到,您是山口县下关市的出身,所以想先从您的出生地谈起。下关曾经是尊王攘夷派的据点,长州藩是讨幕运动的主力。明治维新后,长州藩更成为政府的权利中坚,在政界和军界形成了派阀支配。作为日本武士阶层,长州藩是如何从地方走向中央的?

     
横山宏章:
我父亲就出生在长州藩的支藩——长府藩的士族之家,所以我从父亲那里听说了很多活跃在幕末到明治维新期间的长州志士的故事。

     
在历史上,下关经历过两场著名的战争。第一场是大约1185年,源氏和平家在坛之浦的海战,胜利了的源氏在日本确立了第一个武家政权。第二场是1864年的下关战争。

     
德川幕府长期以来实行锁国政策,却被来自美国的柏利舰队打来了国门。1854年,日本和美国签订《日美和亲条约》,日本的对外政策由锁国改为开国。对此,日本国内有不少反对的,尤其是主张“尊王攘夷”的长州藩。尊王攘夷里的“攘夷”,就是排除外国人。1863年,长州藩炮轰在下关海峡经过的外国船只。1864年,也就是中英鸦片战争的20年后,英、法、荷、美四国联军共17艘舰船开到下关进行复仇,将下关海峡周边的前田、坛之浦、彦岛的长州藩炮台逐个占领、破坏。长州藩彻底失败。我要说明的是,当时的下关还叫“马关”,所以日本又称这场战争为“马关战争”。

     
这次失败,让长州藩受到了很大的教训和打击,长州藩藩士意识到,“尊王攘夷”不符合世界潮流,应该调整方向,改为“尊王开国”,积极学习海外的先进知识和技术,让日本成为能够对抗欧美的国家,日本的生存之路、发展之路,就在于建设近代化。与此同时,他们还认识到,光靠特权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够与外国对抗的,要唤醒民众的意识,联合民众的力量。

     
真正实现这种想法的,是长州藩的一个年轻藩士,叫高杉晋作。他创立的“奇兵队”融合了农民和商人等阶层,并最终支配了长州藩的藩政,成为讨幕运动的主干。长州藩也就是这样由地方走向中央,并最终成为明治政府的中坚力量。

     
现在,下关的坛之浦炮台遗址还陈列着一些大炮的复制品,也就是战败纪念品。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将屈辱的战败纪念品放在那里呢?因为正是这场战争,让长州藩意识到自己愚蠢地选择了有反国际潮流的“尊王攘夷”路线,也正是因为这场战争,长州藩才重新确定了开国、讨幕的道路。这是一场唤起觉醒的战争,那些战败纪念品陈列在那里的目的,不是提醒后人我们曾经被欧美列强攻击过,而是提醒后人我们要进行自我反省,及时觉醒。

      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于是一直谴责英国和欧美列强的侵略。但日本不这样做。日本反倒觉得是欧美列强让日本得以开国,得以调整方向,得以反省自己的不中用,所以才会快速推进明治维新,发展现代化国家。中国在谈到历史教训时强调的是被侵略,日本强调的是自我反省,以及反省之后的再生。

中国是日本发展近代化的反面教材

      《日本新华侨报》:在甲午战争前后,中日两国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在您看来,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在哪里?为什么清朝在推行近代化发展的道路上步伐缓慢?

     
横山宏章:
1871年,也就是明治政府成立的4年后,明治政府派出了由100多人组成的“岩仓使节团”,周游欧美各国,用一年半的时间进行考察学习。“岩仓使节团”为首的是岩仓具视、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政府重镇,以及一批年轻留学生,他们中间最小的才9岁。

     
他们在视察完美国后,又去了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等12个欧洲国家,近乎贪婪地学习欧美文化。同行的众多留学生在回国后,分别成为日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的领头人物,为日本的文明开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后来,清朝也于1905年派出了五大臣去海外考察宪政。但比日本晚了34年。为什么清朝的近代化发展缓慢呢?我个人分析,虽然清末的改革者李鸿章发起了洋务运动,但他主张中体西用,不肯改变清朝的政治体制,顽固地坚持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但明治维新的中心人物们则没有那么顽固,在明白“攘夷”不符合国际潮流时,能够迅速转变思维,调整路线。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看到了中国的现实,看到顽固的中国被欧美列强瓜分,越发清醒地意识到日本唯有符合国际潮流,积极对外开放,才能获得发展。日本在发展近代化过程中,是把中国当成反面教材了。

戊戌变法失败就在于没有群众基础

    
《日本新华侨报》:
在面对欧美列强的侵略,社会濒临瓦解的情况下,中日两国都分别采取了行动,进行改革。但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了,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为什么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结果?

     
横山宏章:
一个成功一个失败,主要原因取决于采取的是从上往下的变法,还是从下往上的改革。明治维新是从下往上的,而戊戌变法是从上往下的。

     
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主要实行了三方面的改革。第一是立宪议会制度,第二是殖产兴业政策,第三是导入义务教育。在这三方面里,最重点进行的就是培养人才,教育立国。因为国家要发展工业,就必须有些会技术的人才,还要让每个参与工业的人都有一种新的意识,自己是在为国家富强而工作。

     
以前日本也分阶层的,但明治维新的义务教育把所有的孩子都从劳动中解放了出来,让所有的孩子都读书,有写字、识字的能力和会算术的能力。日本在推行义务教育的时候,甚至用上了警察。因为农村都会希望年轻力壮的小孩子到地里干活,而不是去学校读书。但如果你不让孩子读书,警察就会去你家把你抓起来,就是这样强行推广教育的,渗透、贯彻到了家家户户。

     
这种教育改革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支持,国民们开始自发地掀起草根运动,各地甚至出现了会写字的农民自己制订国家宪法的事情。这就证明当时农民的意识,已经高到了这个程度。

     
明治政府不是萨摩藩和长州藩建立的政权,而是日本国民在一种危机意识,共同努力的结果。开设国会、地方议会,也是来自民间的要求,而不是伊藤博文等权力者自己的判断。当议会制度成立,政党竞争政治实现后,执政党与在野党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论战内容在报纸上公开,让全体国民都对此产生关注。报道中还允许出现批评政府、批评对外战争的言论。

     
但中国的戊戌变法呢,是抱有危机意识的康有为等一部分知识分子,想借光绪帝的名义,通过光绪帝的权力来实行变法,而不是集合国民的力量。他们的变法缺乏底层民众的支持,所以最终被朝廷内部权力斗争所利用,以失败告终。

     
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实行能力的不同。其实,康有为在进行变法的时候,也跟日本一样,想推行全民义务教育,让每家每户的孩子都有书读。但他推行得不够彻底,所以直到1915年,陈独秀还要为提高国民识字率而进行新文化运动、白话运动。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孙中山在中国领导了辛亥革命。但说到底,辛亥革命也是留学生等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革命运动,不是自下而上型的。

伊藤博文视梁启超为自己的学生

     
《日本新华侨报》:
戊戌变法失败了的梁启超,是在伊藤博文的帮助下逃亡日本的。伊藤博文为什么要帮助他?伊藤博文是如何看待清朝末期的政局的?对梁启超及戊戌变法有什么评价?

      横山宏章:1898年,伊藤博文在组建第三次内阁后去了中国,恰逢慈禧太后在镇压戊戌变法。康有为和梁启超等变法派,都给予了明治维新很高的评价,想把明治政府实行的立宪主义和教育制度进口到中国。他们为伊藤博文的到来,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

     
伊藤博文在欢迎仪式上强调,中国要完善学校教育,培养人才,在进行兵制改革时,也要优先设立士官学校,培养优秀军人,而不是优先搞军事装备,富国的根本,不是提高海关税,而是推动国民搞生产,要强国,先强民。

     
在伊藤博文看来,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些变法派,就像是自己的学生。但伊藤博文和康有为之间,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因为康有为是激进派,想通过光绪帝让自己的变法一下子成功,这也是造成他们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伊藤博文是比较赞同梁启超的看法的,就是改革应该慢慢渗透。他对梁启超的好感比较多。后来,失败了的梁启超提出想去日本,伊藤博文就答应帮助他,并派军舰把梁启超送到了日本。

     
梁启超在《新民说》里,主张要建设近代化中国,必须唤起中国人民的自觉。这也符合伊藤博文所强调的,要强国,先强民。所以伊藤博文给予了梁启超高度的评价,可以说,在梁启超的身上,伊藤博文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光明。

脱亚论不是侵略中国的思想源头

     
《日本新华侨报》:
在甲午战争前,福泽谕吉提出了“脱亚论”,称中国和朝鲜的“民众并国家均不思进取”,日本“势必拒此东方之恶邻”,其论调被认为是甲午战争的主导思想。福泽谕吉提出“脱亚论”的背景是什么?

      横山宏章:日本确实对中国进行了侵略。一般中国人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有两个思想源头,一是源自吉田松阴,也就是伊藤博文他们的老师;一个源自福泽谕吉的“脱亚论”。

     
我认为,中国人在讨论
“脱亚论”的时候,有些误解在里面。首先,福泽谕吉主张的不是“脱亚论”,而是“脱亚入欧论”,真正想强调的是“入欧”,不是“脱亚”。因为中国是渐渐衰落,而欧洲是渐渐兴起。于是福泽谕吉就考虑,日本到底该走哪一条路呢?该走清国的集权主义道路,也就是亚洲道路,还是该走让主权归民的道路,也就是欧洲道路。他想来想去,认为日本如果想强大起来,就应该走欧洲道路,所以才提出“脱亚入欧论”。他不是想脱离亚洲,只是选择了欧洲而已。在福泽谕吉看来,欧洲强大起来的主要原因,是有了立宪制度,把主权归民,让每个国民都有清醒的意识。

     
在日清战争(中国称甲午战争)前,李鸿章曾让强大的北洋水师开着“东洋第一巨舰”到长崎,这令海军力量薄弱的日本感觉到了一种“中国威胁”,也让日本意识到,单凭军事力量是打不过中国的,唯一能跟中国对抗的,是国民的团结力,国民的强大意识。但这绝对不是侵略中国的思想源头。

 

    
采访后记:
采访结束后,同为记者出身的横山教授,抛给了记者一个问题。他问:“在发生马关战争、签订《马关条约》的下关和门司港之间有一条地下隧道,是战前就建好的。在海底挖个地下隧道可要比建桥花费太多的人力、财力了,那为什么当初不建桥而是挖隧道呢?”在记者尚未想出答案时,横山教授说:“因为当时日本的军舰上,都有金色的菊花,象征着天皇。不建桥,就是怕国民站在桥上,居高临下地看着象征天皇的菊花。”天皇的权力高于一切。这,恐怕是只有当时的日本才会出现的特色思维吧。
     

2015-06-09 18:52:33

原始网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5fb6320102vpe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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