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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总有些人习惯于从西方经济理论中寻找依据，部分学者甚至信守“无西不经”（不是西方模式，就不是市场经济；不是西方的经济理论，就不是经济理论或不是可用理论）的崇“西”教条。供给侧结构改革提出后，一些人马上提出，改革的理论基础来自于西方的供给学派。对此，习近平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请随“学习中国”小编一起学习。
图为：2016年5月23日至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调研。这是5月24日下午，习近平在佳木斯市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冒雨与村民们交谈。
一、西方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
供给学派崛起于70年代末美国经济前景最黯淡的时期。该学派并非起源于学术界，除了最著名的供给学者阿瑟·拉弗是一位经济学教授，学派其它成员大都来自于传媒界、咨询公司等非主流经济学圈。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应该从供给着手推动经济发展；增加生产和供给首先要减税，以提高人们储蓄、投资的能力和积极性。其主要观点包括：
第一，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供给学派认为增加政府支出会抑制储蓄和投资，从而不会增加就业和产量。不仅如此，扩大财政赤字支出还会导致货币供给量过多，物价持续上升，最后酿成恶性通货膨胀。
第二，增加供给的途径是经济刺激和投资。供给学派认为，增加生产和供给必须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来实现，特别是投资的增加。而投资是储蓄的转化，所以产量的增长间接决定于储蓄量的高低。供给学派把美国同其他主要经济体进行对比，证明凡是储蓄率高的国家，其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发展也相对更快。以此得出结论：储蓄是生产增长的重要因素。还指出，除储蓄之外，决定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家精神。
第三，增加刺激的主要手段是减税。供给学派认为税收是影响劳动力供给、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减税尤其是为富人减税不但会使得经济产出大幅增长，还会使税收收入不降反升，因此不会引发财政赤字的问题。这来自于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线”假说：当税率高于某一阈值，财政收入不再上升，反而下降，原因是过高的税率压抑了劳动力供给和储蓄，导致税基下降。换句话说，减税不一定会增加赤字，甚至可能提高税收收入。
第四，增加刺激的外部条件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供给学派特别强调市场机制作用，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一是反对政府的过大社会福利支出；二是反对过多的规章法令；三是反对国家控制货币发行量。因此，要削减政府开支，以平衡预算；限制货币发行量，稳定物价。
1980年共和党人里根当选总统后，供给经济学成为美国的国策，而里根时代的经济政策被称之为“里根经济学”。里根在就职典礼上说，“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在经济政策层面，降低高收入人群的边际税率成为了供给学派的核心政策主张。1981年到1986年里根政府出台的政策主要包括：为个人和企业减税，尤其是降低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减少政府支出尤其是社会福利；放松政府监管。1981年，里根政府出台“经济复苏税收法案”，将最高的边际税率由70%降低至50%；降低资本所得税。1986年，里根政府再出台税收改革，将最高的边际税率由50%降低至28%。经过几年的实践，供给学派的政策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相反还带来了更大的副作用，它使美国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美国从此由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沦落”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供给学派”也随之名誉扫地。
图为：2016年1月4日下午，习近平在重庆两江新区果园港了解现代化港口群布局情况。
二、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
当前，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两者关系的认识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我国当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不过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现代版本”，其理论来源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便开始风靡的“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而实践形态在美国前总统里根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那里亦是早已有之。言下之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在经济理论上拥抱西方供给学派，在政策主张上求教“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这意味着，如果不厘清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之间的理论分野，就会造成认识上的模糊混乱，工作中就会走偏出错。正如习近平所说，有些同志，“对供给侧改革弄得还不是很明白，社会上很多讨论看了也不是很清楚。”因此，认清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重大区别显得尤为紧要，这不仅是学理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实际上，认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西方国供给学派的翻版，这种判断是完全错误的。美国在二十世纪80年代出现的、被冠以“里根经济学”之称的供给学派思路与主张，与中国现阶段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都是从供给侧入手，但两者不仅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存在着本质区别。
首先，宏观经济背景不同。美国供给学派产生的主要背景是美国宏观经济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突发的“滞胀”。针对于此，在里根担任美国总统之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已利用需求管理手段来大力刺激宏观经济，甚至通过把名义利率提高到20%以上来试图压制通胀，但结果却是仅对于滞胀中的“胀”来说发挥了一些作用，而对“滞”的解决却毫无贡献。1981年里根提出“经济复兴计划”，声明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相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采取了大幅度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政府干预及赤字压力，并主导了1981年和1986年两次重要减税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的主要宏观经济背景与美国二十世纪80年代所面临的“滞胀”明显不同。从国际上看，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资源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国际市场有效需求急剧萎缩，经济增长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劳动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社会成本和生产成本上升较快，传统产业和增长动力不断衰减，新兴产业（爱基,净值,资讯）体量和增长动能尚未积聚。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需要从供给侧发力，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从国内看，经济发展面临“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需求管理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单纯依靠刺激内需难以解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因此，必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其次，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不同。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对供给作片面强调，甚至主张与需求管理“彻底决裂”。我们对供给侧的注重则并不否定和放弃需求管理，强调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习近平指出：“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
再次，宏观政策主张不同。供给学派的主要政策主张是减税，不注重全面的政策配套问题。习近平指出：“供给学派强调的重点是减税，过分突出税率的作用，并且思想方法比较绝对，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中国供给侧管理不是只有减税，而是确认货币政策是对总量调控更为有效的政策手段，同时亦确认财政政策是具有针对性的、对结构调整更为有效的政策手段，主张继续践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从服务全局与政策协调配套考虑，在合理范围内扩大财政赤字、提升政府财力分配的作用空间。习近平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率问题，而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
最后，具体措施不同。供给学派认为，增加生产和供给必须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来实现，特别是投资的增加，而投资是储蓄的转化，所以产量的增长间接决定于储蓄量的高低，这一思路总体仍囿于需求侧“三驾马车”传统框架，停留在对总量调控的思考层面。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最终落脚点是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习近平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图为：2015年11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三、供给侧改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仍然具有旺盛生命力，是我国经济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坚持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我们之前没有照搬照抄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现在也不会照搬照抄供给学派的主张。
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遵循和基本前提。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就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调整和完善，就是要通过对生产方式中的物质技术结构和社会关系结构进行双重维度的整合优化，从而更好地理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的交互关系，以便在不断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过程中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脱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些基本原理，盲目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必然会舍本逐末、迷失方向。
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成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由之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意义在于超越而不是复制西方经济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发展，它立足于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是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宏观背景下提出的新战略。从本质上讲，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发展中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内在诉求，是中央“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总体部署的组成部分，其基本思路体现了对供给与需求关系的辩证把握，强调“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作用的有机结合。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萨伊定律及供给学派无论是理论还是着力点都有根本性的不同。萨伊定律强调，“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或“生产会自行创造销路”。萨伊定律在本质上是排斥政府作用的，强调自主释放的供给能够自然产生均衡是其理论特点。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恰是反对萨伊定律的。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政府要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并通过推动供给侧的改革深化，通过推动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重构和调整，来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实现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在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的基础上，实现供给质量不断优化，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因此，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是一场改革，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为提高供给质量、激发内生动力营造外部环境。所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出发点到举措彰显的都是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
对包括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在内西方经济学理论，我们既要注意加强研究和学习，借鉴其有益成分，又要注意不能不加鉴别地照搬照抄、食洋不化。供给学派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供给决定需求，社会供给能力越强，需求就越大，在市场经济中供求可以自动达到均衡；因此，主张自由充分竞争，反对政府过多干预，主张减税刺激投资，反对过多社会福利支出，主张保持货币稳定，反对通货膨胀等等。客观地讲，其中有些观点和主张，对于解决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的一些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有积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的。但是，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比如，无视资本主义遭遇的几次大的经济危机的实际教训，迷信市场万能，反对政府的必要干预；痴迷于供给、结构分析，只重视供给管理，忽略需求、总量分析，无视需求管理；只注意分析各类经济现象，不深入分析产生经济现象的制度因素。这些缺陷，是我们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应该注意克服的。今天一些学者看不清这些事实，仍在鼓吹“供给学派”理论，重提实施该学派的政策主张，把我国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化地等同于供给学派理论，这不仅误导舆论和政府政策方向，更有可能会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任何时候背离我国国情而盲目拥抱西方理论、滥用西方理论，都必然会给我国经济带来严重后果。想从西方供给学派那里寻找我国供给侧改革的依据是不现实和不负责任的，我国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和方法，只能建立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
因为今天我们提出了“供给制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所以很多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就把19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信奉的供给经济学和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跟“供给制改革”划了等号，说中国搞供给制改革就要学习里根。声音大得连习总都知道了，在给省级干部的讲话里面还专门辟谣，说供给侧改革和供给经济学是两回事。
那么，被新自由主义大力宣传的里根供给经济学改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从医疗保险改革谈起
罗斯福新政以后，美国逐步建立了现代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医疗保险。
所谓医疗保险，就是个人、企业、政府各出一部分，建立一个医疗保险基金。交了钱的个人，万一生了病或者受了伤，去看医生，费用可以报销很大一部分。这个社会上大部分人身体都很健康，特别是年轻人，可能很长时间都不去看一次病，这些人交的钱，就白交了，享受不到。
但是，得病或者受伤这种事儿，谁也预料不到，谁碰到谁倒霉。一下子就要花很大一笔钱，有的人拿不出来，可能就破产了。医疗保险，就相当于社会上的所有人平均分担生病或者意外受伤的费用，花比较少的一点钱，买个平安、放心，万一出了事儿有办法。
全美国人交的保险金，是很大一笔钱。私人保险公司看中了这笔钱，想从中捞一笔。保险公司等利益团体，就去游说国会，让他们搞个法案出来，把医疗保险私有化。
当然，他们不能公开说：我想从保险基金里面捞一笔。而是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来办事，说：“医疗保险属于政府垄断，很没有效率。政府管理这笔基金，可能浪费严重，有贪污腐败，使用不当等等。由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这种浪费很难消除。只有市场竞争才有效率。所以，最好是搞很多个医疗保险公司，彼此竞争，谁的服务好大家就去买他们家的保险。这样有利于提高基金的使用效率。”
政府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不善、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确实存在。医疗保险开支，也确实是政府财政的一个很大的负担，如果把它交给私人管理，政府可以节约一笔费用。这样两全其美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他们用这一套说辞去游说国会议员，再加上慷慨的“政治献金”、“独立广告资助”等各种利益输送，就得到了很多议员的支持。这些议员里面，有些真的相信市场经济万能；有的则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类型。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这些议员联合起来，削减政府福利支出和医疗保险私有化的法案通过了。
私人保险公司之间互相竞争，管理效率确实很高。工作人员想要上班偷懒、贪污挪用，就很难了。因为有老板天天盯着——盯住的都是老板自己的钱。
但是，利润全部归私有保险公司的老板，不会拿去给穷人发医疗救助。其实就是把以前被贪污和浪费的，变成了企业利润。对投保人来说，最终效果一样。
更严重的是，私营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想方设法把那些“危险群体”排除出去。比如老年人或者在化工厂工作的工人，容易生病，想要去买医疗保险，保险公司就会想尽办法刁难，收很高的保险费，让你买不起或者得不偿失。反之，如果是年轻人、运动员，经检查身体健康，未来很多年基本都不会生病，保险公司就很欢迎他们来买保险。
对于多病的老年人或者特殊职业群体，保险公司则告诉他们：“我们是私营企业，不是慈善机构，要为股东的利益服务。如果你实在看不起病，请找政府。”
于是，医疗保险的私有化就变味了。
私营保险公司把最赚钱的那个部分抢走，花钱的那个部分最后还是要政府负责。年轻人交的保险金，本来应该转移支付给现在的老年人；等这些年轻人老了，政府的医疗保险基金又会从新一代年轻人交的保险金那里那一部分出来给他们支付医疗费用。这样才能把帐做平。
私有化以后，不看病的年轻人交的保险金被私营企业拿走了，最需要看病的人扔给政府。所以，政府管理的医疗保险基金，虽然总额大大下降，涉及的人数大大减少，资金缺口反而更大。
政府想要借此来削减财政赤字，结果却发现赤字越削减越多。
所以，从里根时代开始，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占总支出的40%，经过几十年持续不断的削减和私有化，这部分支出反而占了财政支出的57%。
“里根革命”以来的20多年，医疗保险的保费上涨速度远远高于通货膨胀，政府的医疗保险开支不断上升。但是，没有享受医疗保险的人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
2006年，美国共有4500万人没有参加任何医疗保险，有850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不能连续参加医疗保险。2010年6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美国人均医疗支出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倍，但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却远逊于其他发达国家，人均寿命在发达国家中处于垫底的位置。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人民的医疗福利被削减了，医疗服务质量还不如花钱少的国家。那么，政府在医疗上多出来的开支被用到哪里去了？
大部分成了私有化的医疗保险公司的“利润”。
二、什么样的制度让母亲向自己的孩子举起了枪？
医疗费用削减没有成功，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了，怎么办？
向有钱人征税，保守派把持的国会不会同意。只能再次削减社会保障开支。医疗保险削减了，不是还有其它福利么？这个也应该削减。
因为医疗保险公司很赚钱，而政府养老医疗等福利开支巨大，所以新自由主义就用这个来继续证明：政府是无能的、低效的，而私有化的保险公司才是高效的。要解决问题就是进一步削减政府在福利方面的开支。
利益集团不会直接说：不该给底层人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他们的理由是：“有人浑水摸鱼，冒领低保资金，造成浪费。需要严格审查领低保的人资格。”
这个理由看起来十分正当。但审查程序不可能绝对公正，总会有所疏漏，要么偏严、要么偏松。
比如，一个国家总共有1000万人真的需要领取最低生活保障。偏松一点，总共发出去了1200万份低保。有200万人占了便宜，浪费了20%。但是，真正需要的1000万最穷的人也得了实惠。偏紧一点，就会让800万人享受到，还有200万应该享受的人享受不到。
偏紧的办法是严格审查程序。官僚机构的办事方式众所周知。程序严格就意味着有很多很多的申请表格要填、各种证明材料要交，填的不对或资料不足就通不过审查。所以，这个“严格审查程序”最后淘汰掉的那200万，往往是不怎么会填表写材料的文盲半文盲。这些人，又正是最穷困最需要救助的群体。
2011年12月，一名德州的妇女几个月以来都无法合格申请食品券。她最后在一州政府福利部门拔枪与警方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对峙，并最终以枪击她的2个孩子并举枪自尽结束了这一事件。据美联社报道，她的2个孩子分别是一名10岁的男孩和一名12岁的女孩。据福利部门介绍，她是因为申报材料不合格而被拒绝。
那个因为领不到给穷人的食品券而举枪自杀的妇女，没有文化、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还要养活两个孩子。她就属于社会最底层。她不会填表，资料老是审查不通过。这种中年、文盲、多子的家庭妇女，面对公事公办、讲究正规程序官僚机构，沟通十分困难。不管怎么说，政府官员依法办事：申请表格不合格就不能给你钱。这也没什么错。
最后，她只能用枪击自己的孩子和举枪自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美国政府的福利开支，因此也就又削减了一笔。
三、里根给美国经济“开挂”
给富人减税，政府收入减少了；医疗保险私有化，支出缺口越削减越多；压缩低保，也省不出多少钱来。正因为如此，1980年里根总统上台后，前两年的日子很难过——政府收入减少，经济发展缓慢。
要是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再过两年，他就只能下台。
里根的白宫预算局局长斯托克曼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讲了这么一件事：1981年8月3号，里根上台快两年的时候，把斯托克曼叫过来问：“你不是说什么根据供给学派、拉弗曲线的原理，减税会导致政府收入增加么？怎么现在反而大大减少了？”
所谓供给学派、拉弗曲线，基本意思就是：政府减税可以增加企业的收入，企业增加了收入就会拿去投资，结果就是经济增长，由于总量增加了，所以虽然税率比以前低一些，政府的总税收收入反而会增加。
比如：原来的GDP是一年1000亿美元，政府的平均税率是20%，每年税收就是200亿美元。现在，政府将税率降低到15%，年收入降低到150亿美元。但是，由于企业家少交税了，可以更多的投资，一年后，GDP增加为1500亿美元，结果政府的收入就成了1500×15%=225亿美元。所以，政府收入反而会增加。
斯托格曼告诉里根：“不好意思，拉弗曲线只是在理论上正确……拉弗曲线并不是新的理论——关于政府税收和经济增长的最佳比例，以前已经有无数经济理论研究过了。减税和政府收入的关系，取决于实际情况。只有在政府税收很高的时候，减税才能增加政府收入。如果税率本身不够高，减税就不可能增加政府收入。当前的情况，政府对大企业的税率并没有高到让它们不够投资再生产的。所以，减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弥补不了政府税收的损失。我们以前计算错了。”
里根当时就晕了，问：“这也能算错……你原来是怎么计算的？”
斯托格曼说：“原来计算的时候，忘了把通货膨胀的影响排除出去了。
比如，原来个人所得税是1000美元起征，1000美元以上5%的税率，一个月挣5000美元的人，需要交的税是（5000-1000）×5%=200美元。现在提高为2000美元起征，5%的税率。按照我们原来的设想，一个月挣5000美元的人，需要交的税是（5000-2000）×5%=150美元。这样就给他减了50美元的税。
但是由于我们通货膨胀很高，年年都在印钞票，如果物价上涨一倍，人们的工资收入也上涨一倍，原来挣5000的，现在可以挣10000了。但是，由于所有的东西价格都上涨了一倍，所以现在的10000的实际购买力跟原来的5000美元一样。而他需要交的税是（10000-2000）×5%=400美元，比原来1000美元起征5%的税率下交的税多了一倍。这样，实际上他交的税并没有减，反而增减了。政府税收也就跟着增加了。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减税才能同时增加政府收入。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减税肯定会降低税收收入。”
里根一听，明白了：自己被忽悠了。
现在该怎么办？
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让斯托格曼的“错误”变成现实：多印钞票，搞通货膨胀。这样，政府马上就有钱了，经济也会看起来很繁荣。也不用加税，也不用压缩福利开支。
真的要这样吗？
里根知道：自己能够在大选中战胜吉米·卡特，成功上位，靠的是攻击卡特管不住物价上涨，人民群众意见很大。所以，靠搞通货膨胀来增加政府收入，有点得不偿失。
他想到了一个更高明的点子——出售国有资产。
美国政府手里有一些资产，比如土地、房子、有价证券等等。把这些资产卖掉，可以一次性的获得一大笔钱。
所谓资产，就是可以赚钱的东西。别人愿意掏钱来买，是因为它在将来可以源源不断的创造现金流的回报。里根总统把它们卖掉，就好比一个人卖掉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房屋土地一样：一下子可以赚一笔，但卖完以后，将来这种细水长流的收入就没有了。
由于美国总统只能连任两届，里根只要在1984年竞选的时候保证经济繁荣即可，至于以后的收入，和他个人利益关系不大。
此外，以前美国政府也为小企业提供一些信贷补贴，里根也打算一并削减。
——小企业主的情况比普通劳动者强不了不少，市场一波动就可能破产，拿不出多少钱来“资助”国会议员。削减给他们的补贴，国会表示毫无意见。
这样减来减去，也没有减出多少钱来。
而且，所有这些措施，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仅靠压缩各种开支，很难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人民的福利既然已被削减，如果就业情况不能好转，他们就会生活不下去。
穷尽所有常规办法后，里根祭出了终极武器：战争。
战争，是拉动经济增长见效最快的办法。战端一起，政府立即大规模订购武器，军工企业立即雇佣大量劳动力，并带动钢材、橡胶、能源、交通等各行各业欣欣向荣，就业和GDP马上就上去了。
里根采用了一种比战争更高明的办法：军备竞赛。
战争总是要死人，战士们的家属即使不涨工资、被工厂解雇，也不愿意自己的儿子丈夫去上战场。
而军备竞赛，只是宣扬一种战争威胁，并不真的开战。借口这种威胁，就可以拼命增加军火订单和武器研发。假象中的敌人造了一艘军舰，我就造两艘；你搞导弹系统，我就搞反导弹系统；你搞反导弹系统，我就搞反反导弹系统……
搞军备竞赛跟打仗一样，花钱如流水。这些钱从哪里来？政府没有多余的钱，只能借。
在前6年的任期中，里根积累的债务就达到了惊人的10326亿美元，超过了1981年以前历届总统的总和——9143亿美元。
这些债务，用不着里根还，而是留给了以后的美国政府。
还有外债。
里根执政期间，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美国政府的海外资产从正的1362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变成了负的4210亿美元。
现在有一个十分流行的词语，叫做“开挂”。表示游戏玩家在玩网络游戏的时候，用外挂软件作弊。
里根以军备竞赛扩大政府开支、增加赤字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法，也可称为“开挂”。这种外挂作弊软件，有三种：
第一种，用未来的税收做抵押借债进行军备竞赛；
第二种，用以前积累的资产一次性出售获得资金来解决一时的财政困难；
第三种，用外部债务来发展国内的经济。
——还有第四种，是增发货币，但里根没有用。
这些外挂作弊软件可以归纳为：“花未来的钱，卖祖宗的田，欠邻居的债，发自己的财。”
在里根总统强力“开挂”的政策攻势下，美国经济终于开始恢复增长，由于国际石油危机结束，国内物价稳定，各大工厂开足马力生产政府军事订单，带动着相关行业和消费也随之增长。
——富豪们很满意，因为他们交的税更少了，而且可以拿到更多的政府订单；
——小企业主很满意，沾了大企业开足马力生产的光，他们也能从大企业手中拿到更多的外包业务；
——人民群众很满意，虽然福利被削减了，但就业岗位迅速增加，只要有工作，福利就不那么重要了。而且物价也很稳定，大家感到对未来的生活心里有底。
贫富差距继续扩大，但整个社会各个阶层，都对里根总统的政策感到满意。虽然财政赤字飕飕的往上涨，但普通人并不关心。
里根总统以高票获得连任，“开挂”成功。
四、里根“供给侧改革”的后遗症
里根的供给经济学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也就跟着名声大噪，被奉为美国战后最伟大的总统。但是他留给美国的巨额债务问题在他离任后也越来越严重，直到今天已经累计到了16万亿美元之巨。
里根“开挂式”经济政策的成功，主要是依靠扩大政府开支刺激经济增长。更糟糕的是，这种财政开支不是用于社会民生，而是用于军备竞赛。它在短期内制造繁荣，却留下一大堆政府债务，并极大的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
尽管如此，在其任期内，全美国人的生活状况实实在在的改善了。他还克制了自己利用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的欲望，创造了一个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并存的良好局面。
此外，通过公用事业的私有化，放松政府在多方面的管制，虽然有一些弊端。但同时也让航空、通讯等行业进行更为充分的市场竞争，极大的提升了这些行业的竞争力，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里根“革命”带来的种种弊端，并不是不可克服的。他离任的时候，美国社会的基尼系数突破了0.4，政府债台高筑。那么，下一届政府，就应该努力增加对富豪阶层的税收，加强对底层人民的转移支付来缩小贫富差距和减少政府债务。特别是1989年美国最大的对手——苏联解体以后，国际环境对美国非常有利，它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纠正这些问题。毕竟，基尼系数突破0.4，只是一个警戒线，还没有超过美国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
所以，真正值得反思的是：
为什么美国政府没有这样做？反而在继续推动私有化和扩大贫富差距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基尼系数突破1929年以来的最高点，并诱发了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并不是没有人想改变这种现状。有两位重量级的人物，获得了改变的机遇，也很努力的去做，却看不到效果。一个是克林顿（1993-2000美国总统），一个是奥巴马（2009年起任美国总统）。
克林顿上台后，努力推动对富人增加税收的法案，但国会通不过。相反，国会通过了继续削减社会福利的法案，让克林顿签署。克林顿不签，国会就毙掉了他的政府预算案作为报复，导致美国政府关门歇业了一周。
到了1996年，国会又通过削减社会福利的法案让他签。
这一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克林顿要谋求连任。如果克林顿再不签，国会就可能再给他的政府“停电”，让他什么事儿也干不成。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连任竞选就可能失败。就像1976年的吉米·卡特总统一样——他是一个很积极的改革者，但什么改革措施到了国会都通不过，最后被评为“最差劲的美国总统”
所以，主张改善底层人民福利的总统，却签署了一个继续压缩福利开支的法案。
到了2009年，民主党人奥巴马上台。这是一个比克林顿更“左”的总统。
在当总统以前，奥巴马出了很多书，里面始终围绕一个主题：“美国的中产阶级为何消亡？”
所谓“中产阶级消亡”，就是中等收入的那部分人减少了，一小部分成了富豪，大部分沦为贫困——这是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两极分化的表现形式。
奥巴马认为是政府干预太少，社会福利削减太多，金融资本坐大等等。所以，他的竞选口号就是“我们需要改革（Weneed change）”，特别是医疗制度改革和加强金融监管。
但是，奥巴马真的当上了总统，对自己主张的改革措施，却难以实现。
应该说，奥巴马当总统的时机很好，正好赶上金融危机。他可以因此而大力推动改革，让既得利益集团无话可说——因为他们把事情搞砸了，把美国经济推到了危险的境地。这有点像当年罗斯福总统上台时候的环境。
但是，我们再看前面的那则新闻报道：美国国会议员的财产在经济危机期间逆势上涨，成了这一段时期资产增加最快的社会群体。我们就可以理解，国会对经济改革，并不感冒。
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法案，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国会毙掉。他的金融监管法案，刚开始提出的时候很严厉，有点恢复当年罗斯福“新政”的意思。但国会通不过。国会有一些议员说：你这是在搞“阶级斗争”，这个加强对金融行业监管的法案，就是让穷人对富人进行专政……给他扣上“社会主义者”的帽子。最后通过的东西，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空洞条文。
在去年，美国民众发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时候，奥巴马发表了声明，说他站在上街的民众这一边。
这条新闻啊，我个人看了，觉得很悲哀。
同一时期，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住斯蒂格利茨也上街，站在了美国民众这边。他上街去抗议，没什么问题。但奥巴马发表这个声明，就有很大的问题。
——他是美国总统，是全民授权的国家元首，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如果他站在上街的民众这边，那么他需要做的不是像斯蒂格利茨一样发表言论，而是立即行动起来，利用宪法赋予的权力来解决让民众上街的经济问题，改变造成这些经济问题的法律制度。
有新闻媒体评论说：奥巴马这样的表态，是在“作秀”，是为了选举做宣传，并非出自真心。我看过奥巴马写的书，他内心应该是真的站在上街民众这一边的，即使是为自己做宣传，也是通过说真话来做宣传。
但是，他也只能说说而已。这就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悲哀。
五、简明美国百年经济史与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性问题
至此，我们可以对这次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美国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它出了大问题，全世界也就跟着出问题。
要理解美国的经济危机，由浅入深，分别有了四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金融投机的层面。也即把它看成一次投机过度造成的金融危机。这是最肤浅的层面。
从这个层面，看不出这次危机和2001年的新经济泡沫、1987年的股市崩盘、1970年代的滞涨、196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有什么区别。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政府花了那么多钱去救那些金融机构，美国经济始终不能复苏，反而出现了美国人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第二个层面，是从社会经济结构的层面，也即过去一百年的基尼系数变动所表现的美国社会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
很多人都想知道2007年以来的经济危机跟以前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它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不是像1987年股市大崩盘、2001年“新经济”泡沫破灭那样，很快就没事了？
看看这幅图你就知道了：
图2-1 美国过去一百年的基尼系数变动图
这是美国过去一百年的基尼系数变动图。基尼系数大家都知道，是用来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越大，贫富差距就越大。国际上有一种流行的说法：0.4是一条警戒线，突破0.4就说明贫富差距太大了，要想办法降下来。如果突破0.45，就可能要出大问题。
这个警戒线不一定准确，因为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不一样，对贫富差距的承受能力也不一样。基尼系数很低的国家，也可能发生社会动乱；基尼系数高的，也可能不发生社会动乱。
不过，这个东西可不是统计规律，而是社会规律。没有那一种社会，可能容忍贫富差距永无止境的扩大。0.4不出事，0.45可能出事；0.45不出事，到了0.5就可能出事……总之它有个极限。突破这个极限，底层人民活不下去了，就要发生社会动乱。
这个图的数据，1947年到2010年的数据，是我从美国统计局的网站上下载的，很权威。
1947年以前，没有权威统计数据，主要是一些学者自己的研究。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做了计算，差不多在1929年——也就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大萧条”爆发前，基尼系数在0.45左右。在1929年以前，基尼系数不断上升。1929年以后，特别是1933年罗斯福新政以后，打击金融投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对富人征税等等，基尼系数不断缩小。
这个数据的估计具体多少，不同的学者估出来不一样。但这个趋势基本上都没啥争议：大萧条以前不断上升，罗斯福新政后不断下降。
所以我按照这个趋势对1947年以前的数据做了平滑处理，整个过去一百年美国的贫富差距变化状况就是这样了。
这张图清楚的展示了2007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和二战后美国的历次经济危机之间的根本差异。
在2007年以前，美国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过房地产投机泡沫，在70年代出现过“滞涨”，1987年出现过历史上最严重的单日股市暴跌（比1929年还严重），出现过2001年的新经济泡沫……
这些事情的闹动静，都不比所谓的“次贷危机”小。但是，最后还是没出什么大事，闹腾了一段，经济很快就恢复繁荣了。
为什么？
每一次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通货膨胀……都是一部分掌握货币发行和流通权力的人对社会大众的财富进行掠夺的过程，它会不断的扩大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但是，整个美国的经济毕竟还在发展，人民群众还能生活得下去，富有富过法、穷有穷过法。少部分投机者一夜暴富也好、倾家荡产也好，这么庞大一个经济体，承受得住。
所以，大家放松了警惕：经济波动嘛，很正常，洗洗更健康。西方的经济学家，像萨缪尔森啊、弗里德曼啊，就搞出来一些很牛X的理论，虽然推理过程不一样，但最后的结论一样：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资本主义经济将在周期性的波动中不断前进，永远胜利，直到解放全人类，千秋万代、一统江湖。
然而，每一次经济危机平安度过的背后，却隐藏着贫富差距一点一点的扩大，整个经济社会对金融掠夺的承受能力，正在一步一步趋向极限。一闹经济危机，政府就赶紧救市，中央银行赶紧放松银根，让那些投机者的损失不至于太大。于是，金融也及其相关产业的高层经营，不断的有恃无恐的对整个社会的财富进行掠夺。基尼系数的变化速度很慢，但整个趋势不可逆转，直奔1929年创造的0.45的纪录而去。
到2007年，这个纪录被突破了……
让美国的基尼系数发生根本性逆转的人是谁呢？就是1981年到1989年在任的里根总统了。他的供给经济学改革，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国家债务来刺激经济，造成了社会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所以，习总今天一再强调我们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跟西方的供给经济学等同起来，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1929-1932年的“大萧条”，它的根源也是贫富差距造成的。当时，很多人靠从垃圾里面寻找食物来维持生存。1932年，美国经济最发达的纽约，官方报告说饿死了29个人，因为饥饿而得病死的更多。全美国饿死多少，不知道。整个美国社会已经处在了爆发革命的边缘。
1932年，罗斯福当选总统，力挽狂澜，紧急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工人权利和遏制资本权力的改革措施。包括禁止使用童工、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改善劳动环境、支持工人组织工会来罢工和集体谈判，还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对金融市场严加监管，将水、电、气等公用事业单位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实际上就是国有化），对富人加税以增加政府收入等等。
有了这些制度以后，美国的基尼系数从大萧条一直到1970年代，一直在下降。
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0年代这二十多年，是美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没有之一）、人民生活最好的一段时期。政府开支比较大，但政府税收的增加主要是对富人征税，然后通过各种社会保障制度转移到底层人民手里。这段时间，政府的财政赤字很小，通货膨胀率也不高。
后来改变世界的电脑（1946）、互联网（1969）和手机（1973）就是这段时期被创造出来的。乔布斯的苹果公司（1974）和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1975），也在这段时间成立。
总之，这是美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但这个美好的世界终于还是被毁灭了。从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重新开始扩大，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从这个层面，可以知道这次危机和以前几次的不同之处。美国的底层民众已经非常穷困了，没钱消费了，用我们经常听到的话来说，就是“内需不足”。所以，社会生产力水平再高，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没有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已经严重失衡了。
现在美国的情况和1929年-1932年这段时间非常相似，它光靠往金融体系里面扔钱，搞什么“量化扩张”，不可能让美国经济走出泥潭。调整经济结构比印钞票要慢得多。所以，眼下的美国经济，没有个十年二十年，不可能全面复苏，反而有很大的可能会继续恶化。
第三个层面，是从经济政策的层面，可以找到它基尼系数从1974年以来不断扩大的原因。
其间原因是：政府放弃了自己的基本职责，大搞公共事业私有化，社会保障事业私有化，压缩社会福利开支，放松对金融投机的监管，而且不断给富人减税。
这种政策之下，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实际权利必然会出现失衡，也即“实际权利=法律权利经济权利”。劳动者在经济权利上天然处于弱势的一方，政府和法律不去保护他们，资本家手里掌握的经济破坏力就要去参与分配，就要不断压缩劳动者的生存空间，从他们应得的工资里面拿走一分，让他们自己掏钱买医疗保险等等。这是工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
其次，是政府不断放松金融监管，让金融业变成了一个可以肆意利用金融杠杆来对全社会进行货币掠夺的行业。这是金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
不仅如此，政府还利用纳税人的资金通过军备竞赛、对外战争等方式给大工业资本家提供订单，在金融投机泡沫破灭之后通过放松银根、发放救市贷款等方式，向富人直接进行利益输送。这是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合流的“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
于是，贫富差距就不可逆转的扩大，整个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也即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高喊的：“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消亡！”普通的工薪阶层从中等收入阶层一步一步被压入收入的底层。
第四个层面，是从政治制度的层面，可以找到美国政府连续几十年不断推出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的政策的原因。
因为这个政府很大程度上被资本拉拢和腐蚀了，富豪阶层可以联合起来组成“政治行动委员会”公开的向立法者“行贿”，而且拥有了影响立法者地位的能力——可以打广告给他拉票，也可以花钱在媒体上抹黑他，还可以组织游说公司对国会进行游说，可以雇佣退休的国会议员当游说公司的顾问，雇佣议员们的亲戚，甚至某些政府大佬在当选以前本身就是华尔街投行的老板——比如在金融危机期间的财政部长保尔森就是高盛公司的前任董事长。国会成了保守派的政治阵地，建立了一个单向闸门：不管哪个党在国会占优势，哪个党的人当选总统，凡是不利于富人的政策就通不过，凡是不利于穷人的政策就很容易通过。
“一个人犯一次错误容易，难得的是犯一辈子错误”。美国政府连续几十年，始终朝着保守派指引的方向前进，并非偶然，而是必然。
把这四个层面反过来一看，我们对这次经济危机的理解就通了：由于资本权力拉拢和腐蚀了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对资本权力的制约被大大弱化了。美国不是一个传说中的“小政府大社会”的世外桃源，而形成了一个“小政府、大资本、小社会”的畸形结构。政府不断出台政策，减少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而增加对富豪阶层的保护，执行有利于金融投机的政策，不断削弱罗斯福新政以来的金融监管力度，从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在贫富差距突破1929年的纪录以后，投机泡沫暂时掩盖了问题，一旦它破灭，美国经济也就立刻陷入了1929年以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一直到今天也没有能够真正走出这场危机。（转自：玉兔哥哥）
2016-05-29 21:52:07
